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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语境的转换中陈超对先锋诗人的提醒是诗歌不单是“对一种神圣言说方式的祈祷与沉思”,更应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与揭示。对这种转变,陈超有着深入的体察。也就是对于八十到九十年代的诗歌而言,如何调整“乌托邦精神”“理想主义者”“自我意识”与“经验论者”、“生活和事物纹理”之间的合法性内在关联?陈超就此提出现代诗的及物、容留、活力和有效性问题。陈超强调维持现代诗的活力和有效性以及难度不仅是写作技艺问题,而且涉及到诗人对材料的敏识,对求真意志的坚持,对诗歌包容力的自觉。像陈超这样在诗歌批评中如此自觉地认识到写作本土化和处理当代经验重要性的还是少之又少。如何撇开自恋的“不及物”写作而更为有效地楔入时代的核心或噬心的时代主题――而不是任意忽略甚至讥讽“平常”事物。也即陈超对那些一味高蹈的诗歌写作是持有保留甚至怀疑态度的。正如陈超所强调的“我不理解诗歌对当代的处理和把握为何使许多诗人视为畏途。处理当代主题和现实经验为什么一定会使诗歌变得不纯呢?”[12] 陈超的先锋诗论一直强调的就是诗歌对“当代经验”的处理能力,一直关注于诗人的“精神成年”与“及物性”场域之间的关联,一直倾心于对时代“噬心命题”的持续发现。而陈超就此给出的答案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的陈超新书的题目就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历史个人化”和“求真意志”等概念在陈超看来是一种在时代和写作中并非解决问题而是扩大、加深问题的手段,是自觉延宕真实指认的“极限悖谬”,是到达历史真实、个人真实和虚构真实的有力和有效途径。在诗人处理和介入时代“噬心主题”普遍失语的境况下,陈超几十年的诗学努力正体现了在紧迫的时代情境中持有“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又紧张而尖锐地“深入当代”的勇气。而在“深入当代”、揭示时代“噬心主题”的同时又持有个人性的自由精神的乌托邦幻想,其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具有巨大包容力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在陈超看来,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组织力的思想,对生存、文化、个体生命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足够认识,能够将自由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融合在一起。在复杂情境空前纠结冲撞的时代,“*金,火焰,光芒,粮食,磨坊,玫瑰”等“老套”的失效的单一视镜以及古典浪漫词汇和象征体系已经很难承担和包容当下诗人复杂的经验和想象世界。实际上陈超的诗歌批评以及文本细读过程中一直坚持的就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既是对自身批评话语立场的坚持,又是对汉语新诗标准的要求。围绕着“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陈超对先锋诗歌的“求真意志”、精神深度、心灵词源、精神重力予以了沉重的辨析。作为关键词的“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具有概括了地呈现了先锋诗人的精神特质和文本特征。《中国先锋诗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台湾秀威)这部诗学著作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沉思、忧患以及担当意识。换言之,陈超先生在这些著作中体现了并不轻松的批评过程。在特殊的历史节点上这些文字甚至难以分担内心和时代的双重阵痛、分裂、震荡与转捩。迷茫风雪路上的流亡作家米沃什说“对于写作者来说,二十世纪的历史还没有人动过”。尽管这话不无偏颇,但也相当深刻、精省地印证了诗人和评论者在二十世纪尤其是后半叶尴尬失语的境遇。而陈超的知识分子良知和诗学敏识使他在时代的风口强烈而紧迫地意识到“悄然而至的挑战”,“接近诗歌是危险的,不去接近诗歌却更为危险”(《论诗与思》)。在诗人与言辞、生命与生存的彼此纠葛的复杂情势与困境中,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不仅是人类自身精神和情感体验的守护者,而且又是向公众敞开的艺术形式。因此诗的“自我”和“社会”的问题的争论就一直都没有停止和中断过。希尼在《舌头的管辖》中说:“在沙地上划字就如同写诗,是与红尘俗世的疏离,但又不是逃避”。诗不可避免地要介入时代和当下,用诗人自己的“来自良知的共和国”和“粗暴的公共世界”进行较量。在此意义上陈超强调持有个我话语谱系并完成对当代经验的有效命名和深入开掘是诗人的“首要信仰”和“特殊知识”。这实际上正是陈超多年来在所坚持的“求真意志”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驱动下对灵*和困境的双重揭示。尤其是他对“地下诗歌”和“先锋诗歌”的诗人专论以及对先锋诗歌的历史、困境和可能性前景的揭示建立起了汉语诗歌批评的当代标杆。 而陈超多年来对新诗文本依据的论证以及对“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求真意志”的坚持就是在解决“诗与真”的难题。《诗与真新论》(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这本书带有“为新诗一辩”的重要意味。这既是对歌德的《诗与真》和梁宗岱的《诗与真》的“诗学谱系”的接续,也是陈超对汉语诗学及其存在问题的重新发现。也就是任何一个时代具有自觉意识的诗论家都应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不同的角度追问并创造性地回答“诗与真”的关系问题。在陈超这里“诗”与“真”并不是矛盾关系,而是相互激发、平衡、吸引和彼此发现。这种“真”既应该是“诗性的”又应该是“历史性”的,是“美学”和“见证”的互补。新诗之“真”不仅与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生命体验有关,而且也与语言修辞能力带来的深度“可信感”有关。对“历史真实”的处理和还原历史、重写历史以及历史的考古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受到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甚至“重写诗歌史”成为了时代热潮。而陈超的可贵之处又在于他在梳理勘测诗歌的当下时代境遇的同时前瞻诗歌可能的发展前景,又以谨慎、反思的知识分子立场在除魅中返观历史,穿透被历史烟云无情淹没的诗歌真相和寒冷时节坚冰下隐现的溪流。在《坚冰下的溪流――谈“白洋淀诗群”》和《红色苍凉时代的歌声――谈“知青歌曲”》以及对张郎郎、郭世英、食指、北岛诗人专论中陈超重新考量文革岁月中被误认为是一片荒漠的荒芜干涸的枯冷河床。在资料的整理、发掘和梳理中,陈超将被省略和淹没的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从“冰峰”状态提升出来,将“坚持个人主义自由灵*的美丽青春”和“个体生命小小的光明”呈现出来,将当代诗学的本体性和先锋诗人的个体主体性通过历史谱系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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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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